01
2022年11月初，南美的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三国力图构建类似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锂矿联盟“锂佩克”以获得在新一轮的新旧动能转型过程中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红利。
无独有偶，印度尼西亚作为全球镍矿的重要出口国，欲图成立“镍金属卡特尔”。
这样看，锂电池原料的全球贸易会面临一个困境即出口国力图以集群姿态提高电池级锂矿资源及配套金属的价格，保证本国定价权，同时以这一方式扩大己方在全球资源外交中的主导地位。
由此，全球锂电供应链面临一些新的变数。
除了这类准联盟形式，中国锂矿企业还不得不面对诸如加拿大政府施加的“国家安全”为名的强制撤资和市场剥夺；中国锂企在非洲遭受社区势力指控称“违反人权”；在墨西哥，中国锂企遭受政府政策反复不定的压力。
如此，林林总总反映的一个事实是，锂矿及配套金属交易已经不是一种单纯遵循供需对接的市场买卖行为，而是间杂国家战略、大国产业竞争、政治风险等要素的跨国博弈。
中国本身是一个富锂大国，但中国的盐湖锂资源及其品位要弱于南美三国，大规模开采及产能提升的爬坡周期较长。
中国在硬质锂矿（锂辉石、锂云母）的资源禀赋上弱于澳大利亚，难以实现经济且大规模开采，预计国内市场海外锂占比将长期维持在85%-90%之间。中国是锂电消费大国，处于供需关系中的需求端。
目前锂电池原料及其配套金属生产国出现的联合，包括所产生的价格传导机制导致的原料成本上涨及跨国供需新的不平衡，难免会对我锂电池产业和供应链产生冲击。
这里呈现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制造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在全球商业及生产中的分量陡增，中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与维系供应关系稳固。
多维复杂要素杂糅的后果是供应链表现出更多的脆弱性。
02
目前看，中国在锂电产业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
其一是发展中国家兴起的“资源民族主义”。
资源民族主义造成的挑战主要反映在成本方面，即资源输出国力图在这一波传统油气向锂电动力转型的热潮中最大可能地汲取经济利益，这实际上是一种政府介入的谋利型举措。
其二是美西方对中国锂矿企业及其投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实施排挤，这本质上是一种投资保护主义。
近年，美国国会积极通过立法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气候立法《降低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为北美制造的电动汽车提供慷慨的税收抵免。
针对电池、电池组件和电池的关键矿物成分的原产地新规将从2024年开始分阶段生效，并实行大额度奖励刺激以使跨国公司脱离中国的电池供应网络。
由于触及供应链的较大调整，全球多家大型汽车制造商正试图弱化拜登政府在电动汽车制造领域用美国组件取代中国组件的努力。
在近期，高盛发布报告称“2030年西方可能不再依赖中国电池”，即西方需要投资近千亿美元来摆脱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网络的依赖。这些均是美国试图从本国“再工业化”以及反华执念偏见角度试图瓦解现有供应链，弱化中国的竞争优势。
所有的商业博弈均指向供应链安排。
现实看，一国国内供应链主要受本国自然、政策和经营环境的影响，跨国公司供应链不仅受母国公司决策、政府系统的影响，还深刻地受制于全球宏观经济要素，在实际中表现出脆弱性。
供应链通常会跨越数千家相互关联的实体型和服务型公司，一国供应链的布局反映了专业化、全球消费市场的接入机会、社会资本和规模经济等因素。
鉴于企业实施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往往是一种战略行为，存量的供应网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想要大规模改变其地理位置，在经济上需要付出代价。
比如锂矿跨国性投资，这一资本密集度高的供应链更难转移，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代表着可能是千亿美元级的固定投资。这些投资会带来强大的规模经济，使其转移成本变得更高。
但是，当前大国竞争导致经济的政治化、连带化突出，供应链变动或源于政治及安全压力，或起于经济民族主义，从而带来新的脆弱性。
此外，技术更新往往能够对供应链产生某种“瓦解性”的重塑。在汽车领域，锂资源开采提炼技术的升级以及动力电池的更新换代实现了汽车动能的转换和产业链重塑。
包括中国在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开发钠离子电池（锂基电池的替代品）以及磷酸铁锂（简称LFP，一种不使用镍和钴的正极材料)。
也就是说，科技革命带来核心产品的革新会压缩特定国家的产业主导周期。
任何一国的主导地位都是暂时的，产业链的生成以及演变会受到科技革命的极大影响。因政策及供需生成的产业周期，这种周期包括锂湖提锂的生产周期，转运周期以及电池从原料到成品的生产周期等，任何一个周期的波动均可能对供应链造成影响。
目前看，海外锂矿产能或许将长期维持高位，但是中国的锂矿总体资源禀赋差，提锂难度大，生产成本高，锂盐（主要是碳酸钾锂）的锂精矿需要大量进口的地位不会短期内改变，如何满足市场？实现锂资源的安全和可持续的供应，这一议题日益紧迫。
此外，美国基于对华战略竞争需要，力图将中国排挤出美国可控制或影响的供应链网络中，尤其在涉重要工业原料和可供生产军民两用产品的锂矿开采上。
由于美国与中国存在紧密的“外包—贸易”关系，美国政府力图重构中美业已形成的稳定的供应链分工。
美通过“再工业化”“外包转向”“刺激脱钩”等手段进行供应回流和分流。
美国实施的“近岸外包”，指将业务外包给与其地理、时区、语言相近的邻国或邻近地区的企业，比如墨西哥。
“友岸外包”则完全是从意识形态偏见和美国本身利益出发，将外包体系从中国转向。
美国与加拿大合作将中国锂矿企业挤出加拿大市场，正是基于安全考虑，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商业交易的安全泛化等对我供应链构成明显的压力。
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危机根源不是生产和需求问题，而是供应链出了问题，国际合作受到干扰。
03
早在2008年，美西方就出现了一股唱衰中国供应链和投资的舆论，丑化中国的营商环境，鼓动外资撤离中国。
但中国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加上庞大的消费潜力，这使任何跨国公司在驻离中国这一议题上均须做出审慎评估。
2022年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率商界领袖代表团访华。
朔尔茨表示，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展投资合作。
这是西方工业强国对中国供应链地位的某种认同，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孤立意图。
而中国作为重要的汽车消费市场，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锂电池消费国，这一地位使任何锂矿原料供应、销售商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地位。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新形势，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美国等国实施的所谓“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和所谓的“反工业间谍”本质上是力求孤立中国，使中国重新成为全球化“孤岛”，但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供应链韧性十足，很多企业坚信中国市场。
“在中国，为中国”，不少企业在设计多元化供应路线之际，往往实施“中国+”策略，创造“在亚洲，为亚洲”的供应链，这实际上是给中国的发展投信任票。
现实看，中国以锂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供应链受到的主要干预变量是资源民族主义、美西方的投资保护主义，另外包括本国的产业政策、全球相关领域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供应链的变动。
资源民族主义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及不可持续背景下的产物，其生成具有复杂的背景，对此中国相关企业一是要开拓新的锂矿资源供应端，降低单一依赖，分散风险，实现国内国际锂矿资源供应的互补和互动。
二是整合国内资源，集中采购，增强议价能力和对外收购的主动权。
这种整合不仅是要让国内激烈而近乎疯狂的锂矿开采和收购趋向于理理性，还需要推动国内巨头间的整合，使中国对外锂业的投资和收购形成拳头力量。
三是推动电池技术研发升级，开发少锂而强能的新电池技术，或积极实现电池内容物（比如钠离子电池或太阳能电池）的更新换代。
四是加强政府间的经济外交，寻求影响资源供应和价格的渠道。
针对美西方的安全打压，中国企业需要积极使用包括司法诉讼、游说等方式进行合理的维权。
在锂电供应链这一竞争场域高度涉政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亦要通过经济外交、公共外交渠道，去解释、主张、维护中国合法权益，在国际经贸中推动企业参与并融入到国家战略性矿产的经营战略，这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综合看，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奠定了中国在锂电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而要实现锂电产业供应链的畅通，需要的不仅是企业通过资本做杠杆不断地编织和扩大与全球的互联互通，更需要政府主导的经济外交为企业“走出去”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友华氛围。
如此，中国的锂电供应链才能“步步企稳、步步为赢”。
